学术研究贵在争鸣悼念蔡尚思先生-【新闻】

“学术研究贵在争鸣”——悼念蔡尚思先生

“五·一”期间，同学告诉我蔡尚思先生病危，正在抢救。我赶到华东医院九楼他的病房，护工不在，只见蔡先生侧卧在病床上，瞪着眼睛，身上插了许多管子。我走近他的面前，轻轻地呼叫：“蔡先生，蔡先生……”他毫无反应。一会儿，护士来了，她告诉我，最近以来，蔡教授已经抢救了好几次，都活了过来，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，抢救时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似乎知道医护人员在抢救他。不过，毕竟是104岁的老人了，他没有什么大的疾病，就是全身器官已经衰竭，这次恐怕是不行了……21日上午，复旦历史系傅德华先生来电告诉我，蔡先生于昨天凌晨去世了。这位经历了百年风雨的老人、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，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。噩耗传来，我思绪滚滚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先生的音容笑貌……

“学术研究无禁区”

蔡尚思先生是我的老师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他给我们年级上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，我有时去旁听。他上课时不大看讲稿，引经据典，海阔天空，声音宏亮，讲到哪里算哪里，讲到得意处，神采飞扬，慷慨激昂，摇头晃脑，甚至手舞足蹈，他的浓重的闽南普通话，同学们听不懂，他就用粉笔写在黑板上。我们常常说他是开“无轨电车”。不过，他博古通今，见多识广，给我们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知识。那时老师下课后就回去，学生和他们接触不多。我和他熟悉是在八十年代初以后，尤其是在我的家搬到国顺路的时候。国顺路和蔡先生住家复旦第一宿舍相近，我常常去他家和他聊天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拨乱反正，改革开放，经济发展，学术复苏。蔡先生经常参加一些学术座谈会，几乎逢会必谈，呼吁贯彻党的“双百”方针。1986年5月，在纪念“双百方针”提出30周年座谈会上，他给我一篇发言稿《学术研究无禁区》，说“双百”方针的提出，已经经历了三十个年头了，但仍有待于认真贯彻，虽然现在比以前好多了，但还是不够的。在发扬学术民主方面，还有一些禁区。比如，唯上级之命是从，不敢发表不同意见；唯书本教条是从，不敢提出独立见解；唯“权威”是瞻，不敢稍有异言；唯多数是正，不敢标新立异。他认为，出现这类禁区原因是多样的，有社会的、有领导的，也有学者个人的问题。要彻底打破禁区，关键在于发扬学术民主。他指出，学术与政治有联系，也有区别，如果不把两者区别开来，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，用左、中、右的划分来判断学术研究的是非，学者必然顾虑重重，学术就得不到发展。社会主义学术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，没有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，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。

这篇短文发表后，我送样报去他家。他住的是老式房子，一楼一个房间挂着顾廷龙书写的大幅中堂，是王国维、梁启超、柳贻徵、顾颉刚赠送他的语录，他说这是师友的箴言，以此作为座右铭；二楼是书房，大约十多平方米，没有像样的书柜，桌椅上、地板上、扶梯口，到处都是书刊和资料，客人来了只有一只陈旧的靠背椅。他从不喝茶，给我倒了一杯开水。我坐下来和他聊天，说这篇文章影响很大，许多人都佩服他的勇气和胆识，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。我刚说完，他就告诉我，他青年时代到北京求学，一面在北京大学自由听课，一面考入孔教大学研究科，他的老师陈焕章是个尊孔派，叫他“先信后学”，他不服气，哪有先信后学的道理，他说他要“先学后信”。彼此很对立。后来他再考，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。他说他一生都在争鸣，批判中国传统思想。他边说边取出《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》给我看……他还是和当年给我们上课一样，声音宏亮，时而站立起来，哈哈大笑，比比划划，像个天真的老顽童。他满口闽南腔，好在我也是泉州人(他德化人，我晋江人，同属泉州)，和他是大同乡，能听懂他的话。和他交谈的人都知道，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个不停，旁人的话是插不进去的。那时已近中午，他的家人都上班，我要请他到外边吃饭，他怎么也不肯，倒是要留我在他家用餐。我也不客气，跟随他下楼。他点燃煤气灶，蒸了几个包子，热了一点菜汤，就这样算是招待我了。我早就知道他的生活非常简单随便，所以一点也不感到奇怪。这算是在他家体验了生活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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